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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侵權盜版，激勵網文創作，業界建議——實現懲罰性賠償社會效益最大化

來源：中國知識產權報/中國知識產權資訊網

　　“侵權盜版不僅嚴重阻礙了網絡文學產業的健康發展，還影響到國家文化事業的長遠建設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希望相關部門在制定和執行法律法規過程中，對侵權盜版組織和個人開展強有力的、全面的打擊，更好地實現懲罰性賠償制度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白庚勝提交“關于激勵原創、繁榮網絡文學，打擊盜版”的提案，受到了業界廣泛關注。

　　如今，我國網絡文學產業發展迅猛，已成為國內最大的IP改編源頭，并同美國好萊塢、日本動漫、韓國電視劇一起被譽為“世界四大文化現象”。然而，伴隨傳播渠道的多元延伸，網絡文學侵權盜版行為也隨之變得更為隱蔽和多樣，不僅損害了原創作者和平臺的利益，也給監管和執法帶來挑戰。正因如此，內容產業有關建立完善著作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以期對侵權盜版起到更大的懲罰震懾作用，推動構建內容產業清朗環境。

　　呼吁加大保護

　　白庚勝曾分管中國作家協會維權部門，該部門為作家提供維權服務。因此，他長期關注網絡文學行業的著作權保護情況，在提交上述提案前，進行了大量調研。

　　“與已經在正版化道路上取得很大進展的網絡視頻、音樂等產業相比，網絡文學的侵權盜版問題還有待破解。”他告訴中國知識產權報記者，調研顯示，網絡文學盜版內容仍存在于搜索引擎、瀏覽器入口、應用市場、社交媒體上，2020年，盜版閱讀網站和移動端的訪問量持續走高，僅去年上半年，盜版閱讀APP的訪問量就增長20%，而很多權利人的維權效果并不理想。

　　多家正版網絡文學平臺負責人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感觸。閱文集團相關負責人表示，著作權侵權案件在知識產權糾紛總量中占比較大，這是因為權利人維權成本高而侵權賠償數額低導致侵權行為多發。在掌閱科技法務經理張成看來，現行著作權法的賠償機制主要是填平原則，而現在的很多著作權侵權行為隱蔽性強且損失難以計算，若仍依照填平原則很難彌補被侵權人的損失。

　　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庭長陸超審理過多起典型著作權侵權案例，他對此表示：“根據現行著作權法，著作權侵權案件的法定賠償最高只有50萬元，著作權法此前也沒有懲罰性賠償的規定，因此，包括網絡文學作品侵權糾紛在內的著作權案件的判賠額相對于專利和商標侵權案件而言總體偏低。”

　　建立規則體系

　　訴訟周期長、維權成本高、判賠額度低等，這些因素導致著作權人的大量維權投入難以有效遏制侵權行為，因此業界關于建立著作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呼聲愈來愈高。這一局面在2020年迎來轉機：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一般規則；新修改的著作權法不僅將法定賠償數額上限由50萬元提升至500萬元，還繼商標法和專利法之后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下稱《解釋》），對包括著作權侵權民事案件在內的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中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等作出了具體規定。

　　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在侵權責任承擔立法方面一步到位，與其他知識產權部門法齊頭并進，這讓陸超相信立法上的飛躍會讓著作權保護提升到更高層位和水平，也會讓法官放開手腳，在司法實踐中用準確、適當的賠償額數字來體現我國著作權保護應有的水準。“值得關注度的是，《解釋》的制定統一了知識產權各個部門法之間的懲罰性賠償標準，解決了包括著作權等知識產權案件侵權判賠額低的難題，將大幅度提高侵權人的侵權成本、打擊遏制嚴重侵犯知識產權行為。”他表示。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熊琦認同這一觀點，并表示，目前我國已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規則體系，但由于不同法律在相關概念的表述和構成要件的列舉上存在一些差異，導致法院在司法審判中難以統一審判標準。《解釋》等相關規定的制定，統一了不同法律之間的差異和爭議，不僅為司法裁判提供穩定的指導標準，更能增強侵權盜版損害賠償的懲罰力度，對侵權盜版行為產生更大的威懾作用，有效護航網絡文學等內容產業的良性健康發展。

　　推動有效落地

　　修改著作權法，制定《解釋》等，讓著作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有了法律保障，但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適用該制度，成為業界普遍關心的話題。

　　對此，白庚勝建議，要盡快推進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并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細化，使著作權人在維權過程中能夠獲得應有的賠償。此外，由于網絡文學侵權案件數量大，涉及金額高，建議在知識產權法院設立專門的網絡文學法庭，培養專門的法官來處理網絡文學侵權盜版問題。

　　《解釋》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規則的明確和類型化，是懲罰性賠償落實的第一步。在熊琦看來，對于著作權案件，特別是網絡著作權案件來說，法院應該根據著作權侵權的特點和特殊性，從以下幾個方面落實《解釋》：首先，在法律適用中，要注意貫徹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精神。懲罰性賠償的立法目的之一，是解決實踐中的重復侵權、惡意侵權問題，通過顯著提高侵權成本來威懾侵權行為。其次，在法律解釋中，要注意規范和總結懲罰性賠償相關構成要件的類型和標準，通過一些指導性案例來進一步落實懲罰性賠償的相關細節，同時避免懲罰性規則濫用問題。

　　陸超則認為，首先，解放思想，法官應將原先著作權侵權案件的以填平式賠償為主、懲罰性賠償為輔的判賠理念，轉變為嚴重侵權案件以懲罰性賠償為主、加大法定賠償額為輔的判賠理念。其次，鼓勵法官在該領域進行積極探索，形成有益于權利保護的裁判規則，比如在懲罰性賠償中衡量情節嚴重的標準及具體情形方面，除《解釋》已經列明的具體情形，還應在司法實踐中研究和認定屬于其他情節嚴重這一兜底條款中的具體情形，加強前瞻性和預判性，對于確實符合情節嚴重但未列明的具體情形勇于作出認定。再次，應當靈活運用其他訴訟法制度及相應司法實踐經驗，比如舉證妨礙制度、精細化審判規則等，利用這些為適用懲罰性賠償創造條件，以推動這一制度有效落地。

標簽：錦州景德鎮大興安嶺大理賀州白山定西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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